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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产生之后，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产生了双向转化的关系。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目的是记录与传播，阅读则是通过书面语还原口语；按照一般原则，还原得愈真实愈好。但口语与书面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达系统，前者是用一连串有停顿、有声调变化的声音表达意思；后者是用一连串有读音的有形符号表达意思。由于载体的不同，当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时，原有的语音变化不见了，声调的轻重缓急难以呈现。要想尽可能真实地表现口语，书面语中除了一连串有读音的口语词汇之外，还必须使用某种符号，使文字有所停顿并提示声调的变化，以使阅读者在还原为口语时，更接近真实。文字产生之初，这种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，因为此时的文字还不是大众化的交流工具，只是少数人的专利。甲骨文是卜人们用以占卜的工具，金文大多用在礼器上，这些文字都不是让大众阅读的，而且一般字数较少，所以句读的需要还不是那么迫切。有的研究者指出，春秋时期百字左右的铭文在十篇以上，但无一例语气词，就反映了这种状况。但竹简成为书写工具后，文字的功用改变了，因书写材料得之容易，文字便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阅读物。此时，句读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了。“之乎者也”之类句末语气词，正是为弥补书面语的停顿与语气这两个欠缺而产生的。它们虽然也是文字，但与一般词汇并不相同，所以《说文》及汉代传疏家都将之命名为“辞”（或“词”），以与“声出于唇吻、形著于简牍”（钱钟书语）的“字”相区别。或称“虚字”，虚者，假也，即“假字”。它们只起到符号的作用，就如现代的标点，其作用有二：一是表示在此处停顿，二是指示它前面的那个实词的声调。与西方标点不同的是，它不是采取有异于文字的符号，而是借用了某些特定的文字充当。用文字而不用某些钩识符号，主要是为了与其他文字融为一体，比用折、勾一类的符号更显美观。竹简文字是用柔软的毛笔在光滑的竹片上书写，篆书笔画呈圆弧形，隶书“蚕头燕尾”。在这种笔法圆转的文字里，加入很多折勾一类的标识符号，显然很不协调，于视觉审美有碍。在上个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中，一些保守派反对使用新式标点，主要理由也是因为形式美观问题，他们攻击新式标点“点撇连篇，眉目不清”，“由形式美观一点来说，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西式标点放逐于古文之外的”。金文中出现的一些重文符号，都是紧紧与文字贴在一起，而不单独占格，也是从视觉美感角度来考虑的。有的研究者认为，甲骨文、金文中出现的几种钩识符号，其实就是最早的标点。此说有一定道理，但这些符号只是偶尔出现，全部甲骨文、金文中才出现了有限的几次，完全不成体系，根本不足以解决断句问题，更别说解决声调问题了。标点符号必须具备断句与声调两种功能，而且必须全面使用才能对阅读理解有实际效果。最早出现的少量折勾之类的标识符号，并没有推行开来，而以特定汉字作为断句的符号，显然最后取得了大家的共识，迅速在书面语中运用推广，成为书面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。传世的先秦文献，只有“之乎者也”而没有那些钩识符号，有力说明了这一点。严格说来，古代文言语气词的功能与现代标点符号更接近，距离真正的语气词反而较远。
古代有关语气词的论述，一开始主要是集中在断句功能上。《尔雅·释诂下》：“孔、魄、哉、延、虚、无、之、言，间也。”其中“哉”、“之”、“言”是语气词。据清段玉裁注：“凡言‘哉’，多起下文之词，或无下文，亦语于此少歇。故云：‘言之间也’。”也就是说，《尔雅》所谓“哉、之、言，间也”说的是这几个虚词在书面语中的位置，是在一个句子的结尾，或在两个句子的中间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对大部分语气词，也是仅指出它们在句中的位置，不像对实词那样作出释义并标注读音。如：“哉，言之间也。”“只，语已词也。”“矣，语已词也。”“语已”指一句话已经终了，应该停顿。赵岐注《孟子》释“云尔”为“绝语之辞也”，何休注《公羊传》释“焉”也是“绝语辞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把虚词分为三类，仍然只着眼于它们在句中的位置，也就是句读的作用。“发端之首唱”是说在句首，“札句之旧体”是在句中，“送末之常科”是在句末。句首前与句末后都是需要停顿的；而句中的虚词是用来“札句”即联系前后词语而成句的，则不需要停顿。其后颜之推说“‘也’是语已及助句之辞”，唐初刘知几《史通·浮词》说“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”，南宋洪迈举《诗经》中的“只、目、忌、止、思、而、何、斯、旅、其”，称这些词“以为句绝者”，仍然只强调它们的断句作用。文言语气词的句读作用，既是古人的共识，在先秦典籍中也有充分的体现，可以说触目皆是。比如《诗·小雅·角弓》：“尔之远矣，民胥然矣。尔之教矣，民胥效矣。”《左传·文公三年》：“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，举人之周也，举人之壹也，孟明之臣也，其不解也，能惧思也，子桑之忠也，其知入也，能举善也。”《荀子》：“小人也者，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，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，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。虑之难知也，行之难安也，持之难立也，成则必不得其所好，必遇其所恶焉。故君子者，信矣，而亦欲人之信而亦欲人之亲己也；修正治辨矣，而亦欲人之善己也。虑之易知也，行之易安也，持之易立也，成则必得其所好，必不遇其所恶焉。”几乎每个句末都有一个语气词，与现代标点相当吻合，断句的意图十分明显。再如文言文中常见的一种判断形式：“陈涉者阳城人也”，“者”、“也”都只是停顿符号，“者”为逗号，“也”为句号。如换成现代标点符号，就是“陈涉，阳城人。”在古代口语中，并不存在“……者……也”表示判断的形式，口语中只需在“陈涉”和“阳城人”之间稍作停顿，即可表示判断；而转换为书面语，则要以“者”来表示这个停顿，以“也”表示全句的结束。也可以用其他语气词表判断，如《邶风·简兮》：“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也可不用任何语气词，如《小雅·祈父》：“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”根据语言的省力原则，最后一例才是真正的口语形式。这种形式在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中都可找到很多例证。“……者……也”、“……兮……兮”都是书面语形式，“者”、“也”、“兮”都只表示语句停顿而已，并无语气功能。屈原《山鬼》原文六句，每句中都一个“兮”字，但《宋书·乐志》转录时“兮”字全部去掉，如“若有人兮山之阿”变成“今有人，山之阿”，“既合睇兮又宜笑”变成“既合睇，又宜笑”；《史记·乐书》中的《天马歌》“太一贡兮天马下，沾赤汗兮沫流赭”，在《汉书·礼乐志》中变成“太一况，天马下；沾赤汗，沫流赭”。这同样可以说明，“兮”字并没有特定语气，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逗号而已。后人曲意发挥，把“兮”字的传情达意作用说得天花乱坠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
正因为有些语气词只是一个单纯的停顿符号，与文意无关，所以才出现了随意增删语气词的现象。原来语气词较少的经传，因为断句需要，可以添加语气词；当人们对经典耳熟能详的时候，断句不再成为必需，也可以删掉某些语气词。《老子》诸本语气词多寡相差甚大，如马王堆帛甲本：“道，可道也，非恒道也。名，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无名，万物之始也；有名，万物之母也。”但以后诸本均删去了“也”字。有人统计，郭店楚简本《老子》有47个“也”字，马王堆帛乙本却有147个“也”字，传世王弼本则仅有13个“也”字。唐景龙碑本凡语气词皆删，不但删“也”字，“乎”、“兮”、“哉”也都不见了。《史记》引《论语》“始作翕如也，从之纯如也，皦如也，绎如也，以成”一句，前面三个“也”都略去了，变成“始作翕如，从之纯如、皦如、绎如也，以成。”因“始作翕如”与“从之纯如”句式相同，“纯如”又与“皦如”、“绎如”结构相同，虽然去掉了“也”字，仍然容易句读，不致发生歧义。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，也可以添加语气词。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但《汉书》又在“万人敌”后加“耳”字。唐人撰《晋书》，在引用《世说新语》中的材料时，也常在语尾添加语气词，以强化书面语特征。在出土文献中，这两种倾向也都有明确的反映。如敦煌写本《尚书》与今本异文甚多，其中语气词尤其是“也”字表现最为突出。孔安国传文原只有少量“也”字，但敦煌写本《尚书》的传文“也”字大幅增加，仅伯2533号残卷就比今本相关内容多出81个“也”字，伯2516号残卷多出118个“也”字，伯2643号残卷多出183个“也”字。吐鲁番出土的唐写本《论语郑氏注》，与今传本相较，“也”字却又少了很多。“也”与“矣”的串用，其实也与此有关。因为这两个词除了断句功能比较明显，它们的语气作用很不清晰。虽然现代语言学家对二者的语法功能有静态、动态之分，但古人使用这两个词时未必有如此清晰的理性认识，大部分人只注意到二者在陈述事件上的共性，相互串用并不影响对文义的表达和理解。后世学人不察，往往将先秦经典中语气词增删现象视为“篡改”、“作伪”，不免言过其实，实在是误会了古人。
如果不把先秦书面语中的“之乎者也”等视作口语中的语气词，而只当作一种书面语断句符号看待，上面所列举的“混乱”现象其实并不混乱，它是汉语书面语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根据现代汉语口语的经验，一个语气词对应一种语气（包括这种语气的变调），二者的关系是长期使用中形成的全民共识，具有极强的稳定性，一般不容易改变，当然也不会错乱。例如自小就说汉语的中国人，绝对不会用错语气词。口语中如此，转化为书面语时同样如此。一个毫无书写能力的文盲，只要真实记录下他的语言，也不会发现语气词用错的现象。但对于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而言，则另当别论。现代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证明，语气词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点，也是难点。研究者做过一个试验，分别对初级、中级、高级三种水平的外国留学生测试，“吧”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