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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企业名称的确立,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色彩,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、思想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关系。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,企业名称的确立一般是以企业创始人的名字或吉祥、响亮、含蓄、趣味等方面的因素来确定。
 
  在我国,新中国成立之后实行计划经济,因而企业的名称根据国家统一的原则,都由企业主管部门来确定,企业自身无权确立或更改名称。那时企业名称的构成绝大多数为 “ 三段式 ”或 “ 四段式 ” 。所谓 “ 三段式 ” ,就是地名 + 经营业务名称 + 企业组织形式,如上海汽水厂。所谓 “ 四段式 “ ,就是在 “ 三段式 “ 上再加上财产责任形式,如国营南京无线电厂。用这两种方法起名企业,一方面可看出企业是属于全民所有制,还是属于集体所有制,明显显示出计划经济的色彩;另一方面,可以看出企业的所在地及本企业生产什么产品,但根本看不出企业产品的知名度与竞争力。
 
  市场经济的发展,使企业名称及其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,这就是在企业名称中出现了商号。如北京四通集团,其中 “ 四通”是企业商号。而且作为区别不同企业的企业名称,基本构成变为 “ 两段式”,或是地名 + 商号,如 “ 西安杨森 ” ;或是商号 + 经营业务名称,如 “ 春兰空调” ;或是商号 + 企业组织形式,如 “ 海尔集团 ” 。而无论哪种 “ 两段式 ” ,商号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因此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作为识别经济主体的主要样式,企业名称实际上是指商号。只有商号才是企业名称中的形象要素,是可以用名称专用权加以保护的东西。
 
  商号虽只是几个汉字的组合,但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汉字所固有的含义。作为企业标识,它储存着企业资信及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等信息。这就使其成为商誉的载体而具财产价值,同时,就某个商号而言,它还反映着该企业的文化品位,沉淀着特定时代,特定地域,特定群体的文化心态及其商业追求,具有潜在的文化价值。显而易见,一个著名商号确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。然而中国许多企业,因为至今仍忽视亮出自己的商号,在市场竞争的叱咤风云中,留下了诸多遗憾。众多中国货在国外被沦为廉价品代名词的严酷现实,有不少就是商号不响商誉不高酿成的苦果。
 
  在国外,商号早已成为巨大的无形资产。 “ 万宝路” 的商誉已高达 440 亿美元,相当于其年营业额的两倍。家喻户晓的 “ 可口可乐” ,其商誉已值 334 亿美元。早在 1967 年,可口可乐公司就宣称,即使公司一夜之间化为灰烬,照样可以起死回生,因为凭商誉,立即就有大银行找上门来贷款,这就是著名商号所独有的魅力。而企业起名在国外成为一个产业,足显国外对企业起名之重视。 1995 年企业起名、品牌起名在美国业务已达 2.5 亿美元。依托起名业发展,国外已形成众多的著名机构,如英国的 Znterbrand( 国际品牌集团 ) 和 Novamance( 新标志公司 ) ,美国 Namestormers( 起名风暴公司 ) 、 Landor (兰多)、 Lexicon( 词霸起名公司 ) 和 Namelab( 起名实验室 ) 。
 
  中国企业界商号意识的失落,是长期以来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缺憾,企业被看作是政府部门的附属物,名称中通常只冠以省、市县名来显示其性质或级别;有时在同一地区遇有数家同类企业时,则干脆用序号加以区别,如第三棉纺织厂、无线电元件十一厂等;而企业名称中唯独缺少属于自己的名字和商号。值得欣慰的是,中国现在企业界正在醒悟,不少企业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商号。
 
  现在国内不少企业出现更名热,也是中国企业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发生质变的一个信号。也就是说,这是摆脱在发展初期起名中的汉语地域局限或其他疏忽、与国际商业惯例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习惯对接的需要。出口商品面对的是陌生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,如何避免误读名称引起的购买心理障碍,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,是企业经营者再也不可掉以轻心的大问题。创业之初决策者在起名上的随意性与偏爱,在封闭条件下往往看不出来,一旦企业发展到要面对全球市场的时候,就看出了当时文化视野的狭小,明白了名称是企业文化的深层问题。
 
  所以企业名称作为企业整体的化身,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掂出了份量。如何培育企业自己的商号,中国企业界正进行着艰苦卓绝而卓有成效的探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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